關中年夜儒李二曲的人格和思惟之美
作者：張全省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布，原載《寶雞社會科學》2022年第3期
摘要：李二曲是清初有名的哲學家、思惟家、教導家，著有《四書反身錄》《二曲集》等，與孫奇逢、黃宗羲并稱為清初“三年夜儒”。李二曲平生的為人為學，體現出一代年夜儒人格和思惟之美。這就是伶丁自奮、自強不息的堅忍不拔之美；志向高遠、全國包養己任的經邦濟世之美；重視實修、悔過改過的尋求至善之美；倡道救世，明體適用的經世致用之美；實實體究、務求有效的務真求實之美；虛懷若谷、博采眾長的謙遜開明之美；專心致學、讀書守志的學高品潔之美；堅毅不拔、不事異族的剛直不阿之美。李二曲的為人為學，他的學識學問、人格精力，值得我們好好學習研討，發揚光年夜。
關鍵詞：關中年夜儒；李二曲；悔過改過；明體適用；人格和思惟之美
作者簡介：張全省，陜西周至人，寶雞文理學院傳授，陜西省重點中國特點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討中間研討員。
李颙，生于今天啟7年（公元1627年），卒于清康熙44年（公元1705年），陜西盩厔（今周至）人。唐代李吉甫在其撰寫的地輿總志《元和郡縣志》中這樣說道：“山曲曰盩，水曲曰厔。陜西盩厔縣，其地山環水復，因名‘盩厔’。”二曲就是盩厔的代稱。李颙，字中孚，自號“慚夫”，別署“二曲土室病夫”，學者因此稱他為“二曲師長教師”，著有《四書反身錄》《二曲集》等。在明清儒學年夜師輩出之際，二曲包養網以“明體適用”之學突起于關中，與南方的孫包養夏峰（奇逢）、南邊的黃梨洲（宗羲），“時論以為三年夜儒”。[1]對于李二曲及其思惟，由于受清代經學的興盛，晚世西學東漸的影響以及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和《清代學術概論》將其思惟看作是“心學余波”，將二曲看作是“為舊學堅守殘壘”者觀點的影響，學術界在一段時間里對李二曲及思惟研討上存在一些局限。一些人甚至認為二曲“無師自學”，因此其思惟實踐性較強但理論邏輯思辨性缺乏，也有一些人認為李二曲性情孤獨，與其他學者交通不夠，影響了其思惟的發展和傳播。這些見解也許有其依據及來由。但從李二曲的成長成才、為人為學、人格和思惟整體來看，我覺得在他身上，在他的人格和思惟中，我們清楚可以看到一種美。一伶丁自奮、自強不息的堅忍不拔之美；志向高遠、全國己任的經邦濟世之美；重視實修、悔過改過的尋求至善之美；包養行情倡道救世、明體適用的經世致用之美；實實體究，務求有效的務真求實之美；虛懷若谷、博采眾長的謙遜開明之美；專心致學、讀書守志的學高品潔之美；堅毅不拔、不事異族的剛直不阿之美。這種美讓人心靈遭到震動，遭到感動，遭到沁潤，對他由衷的欽佩、敬佩、敬佩。李二曲的為人為學，樂學治學，他的學識學問，人格精力，值得我們好好學習研討，發揚光年夜。
伶丁自奮，自強不息的堅忍不拔之美。李包養二曲誕生在周至城關鎮一個貧冷貧苦的家庭。《二曲集·歷年紀略》中說其：“門第甚微，貧不克不及早學，九歲始進小學從師發學，讀三字經。”明崇禎十四年即公元1641年，李自成率領農平易近起義軍，進軍河南，破葉縣、南陽、許州攻開封，華夏垂危，崇禎天子急命陜西御史汪喬年統領三邊軍務，進駐河南討伐。12月，西安同知孫兆祿召募鄉勇隨軍出征，李二曲的父親李可從應征進伍。李可從為人沉著有年夜勇，為人大方，周至鄉人多稱其為“李壯士”。1644年，李可從在與李自成農平易近起義軍作戰中，主動請纓帶隊殺敵，長時間血戰，雖“體無完膚，猶撼聲號眾曰‘殺賊，殺賊’”，戰逝世在河南襄城，可謂勇敢無畏，壯懷劇烈。時年二曲17歲。甲申之變，李自成率領起義軍攻進國都北京，明朝作為全國統一政權滅亡，隨后清軍進關。自此李家家道日漸式微，母子窮困，相依為命，因不克不及具束修，不被學塾收受。鄰人勸李二曲到縣衙謀個門役的差事，養家糊口，但被其予以婉拒，專心讀書，矢志不移。一些人甚至將其視為怪物，親戚伴侶不愿與他來往，甚至讒諂他。但他始終胸懷讀儒書，做圣賢的志向，對別人的所作所為置若罔聞，不予理會。沒有老師，他就自學，走上“艱苦力學，無師而成”的求學途徑。他母親彭氏認為，有詩書在，何須從師。于是二曲開始自學圣賢之書。先是讀《年夜學》《中庸》，進而學習《論語》《孟子》，碰到不懂的問題，逢人便問，有時為了搞明白一個問題，他甚至給人下跪來求解。二曲的母親為了供他讀書，“為人紡棉得米，則雜以糠秕、野蔬，併日而食”。二曲在讀書的同時，也幫助母親拾薪采蔬，但手不釋卷，書理不解，則憤徘終日。后來，親友送給他一本古字典《海篇》，為他的學習帶來便利，碰到生字和難懂的問題，他就隨讀隨查，“由是識學漸廣，書理漸通，熟讀精思，意義日融”。這樣，在母親的直接指教下，李二曲堅持不懈，吃苦包養攻讀，不僅熟讀四書五經、經史子集等傳統經典，也廣泛涉獵農學、兵學等實用類書籍。“地理河圖，九流百技”，“稗官別史，壬奇遁甲，靡不究極”。[2]可謂“經史百家，無不周覽”。甚至“西洋教典，外域異書”，亦無所不讀，無所不知。這為他平生的學術成績奠基了堅實的基礎。李二曲學行兼備、獨樹一幟，以理學名流聞名關中。康熙十二年（1673年），陜甘總督鄂善復修關中書院，因欣賞他的學識，邀其擔任主講，一時“德紳名賢、進士舉貢、文學子衿之眾，環階席而侍，聽者幾千人”（《二曲集·行年紀略》）。總督鄂善和陜西巡撫阿席熙甚至也前來聽講。李二曲講學足跡不僅遍布關中，還遠涉江南的常州、武進、無錫、江陰、宜興等處所，“上自府包養僚紳衿，下大公賈耆庶，每會無慮數千人，旁及緇流道士，亦環擁拱聽”[3]。江南知識界為之而傾倒，稱作是“百年來未有之盛事”[4]。自此，李二曲的名聲越來越年夜，成為與河北的孫奇逢、浙江黃宗羲齊名的清初三年夜儒。從李二曲的成長成才，在他身上我們看到的是一種面對貧賤不會移，面對困難不低頭，面對窘境不彎腰的精力，看到的是一個頂天登時的男人漢，一個挺拔獨行的讀書人，自窘境中伶丁自奮，自強不息的堅忍不拔之美。
志向高遠，全國己任的經邦濟世之美。李二曲治學始終以經邦濟世為指向。在他看來，要成為一個具有“以全國為己任”為任務感的人，在為學之初，就要樹立巨大志向，樹立弘願愿，這就是“志活著道生平易近”，使生平易近利濟，世運安樂，成為生平易近有所賴的士正人或年夜人，成為高尚的社會價值和人生價值的承擔者、體現者和創造者。[5]假如只是想著包養網排名個人的社會位置、榮譽得掉，而沒有想到國家社會的安危，平易近間蒼生之疾苦痛癢，對士風衰頹之痛置若罔聞，那么“世道生平易近究無所賴”，這就不克不及盡到一個有知己、有擔當的知識分子的責任。為了實現本身的遠弘願向，他倡導“明體適用”之學來解救社會和人生。在他看來，“六合平易近物，本吾一體，痛癢不容不關，故學須開物成務，康濟時艱”。所以，他主張知識分子應該以范仲淹為榜樣，“以全國為己任”。他說范文正公從做秀才時候開始，就以全國為己任，雖然與“古之欲明明德于全國者”的德性與氣魄感化有所分歧，但他的志向在于世道生平易近，這與我們平凡人只關心一身一家者，天然不克不及同日而語。他還提出知識分子應以張載的任務意識為本身的抱負，像他那樣包養始終胸懷為六合立心，為生平易近立命的志向，在我們不失意的時候，潔身自好，重視個人修養和品包養格進步；在失意顯達的時候，時刻想著開萬世之承平以澤斯世，不成無私自隘。李二曲不僅這樣說，並且他也是這么做的。他重視實踐，反對空談，倡導學乃至用，主張以“明學術”“醒人心”的社會教化為責任，讓本身的學問為全國蒼生謀福利，體現出志向高遠、全國己任的經邦濟世之美，同時也是一種知行合一之美。
重包養視實包養網比較修，悔包養過改過的尋求至善之美。二曲平生讀書、教書、著書，特別強調一個“實”字，即重視實修。他以成績圣賢人格作為本身的為學目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探討一條包養切實可行的成圣路徑，在晚期治學過程中他就提出“悔過改過”之說。在他看來，所謂實修，就是要能“悔過改過”，進步本身修養的自覺性。他認為前人講修養的事理良多，但都不如“悔過改過”明確。而“悔過改過”，是為了讓人做一個真正的人。因為人的天性是得自六合之理，因此是至善無惡、至粹無瑕的，但因受“氣質之性”的剝蝕、遷轉，一些人就會喪掉其至善天性，于是出現了種種的“過”，一些人甚至淪為“卑劣乖謬”的君子。是以人就必須做一番“悔過改過”的功夫，力改“氣質之性”所形成的種種“過”。具體來說“悔過改過”就是要“懲忿窒欲遏惡擴善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6]二曲所謂的經世，就是要糾正當下日益惡化的社會風氣，使人人都了解義命廉恥。在他看來，由于人們不理解做人的基礎事理，導致掉往廉恥之心。是以，他提出人們再也不克不及空談了，而是要留意“悔過改過”，培包養網排名養羞惡之心，理解什么叫廉恥。一個人只要具有廉恥之心，他的心才是真心，人才是真正的人，學才是真正的學。他用人們擦拭寶鏡的塵土來解釋這一工夫：“心，性也，其猶鏡乎。鏡本明而塵混之，拂試所以求明，非便以拂為明也。”（《二曲集·東林書院會語》）由此可以看出，只要通過不斷“悔過改過”來存天理滅人欲，才幹逐漸復歸人的至善天性。在二曲看來，因為人道本善和“人皆有過”，所以“悔過改過”具有能夠性，也極具需要性，只需每個人能從本身的病痛處進手，下決心為學改變，則學有實際就不致失。這就將消極意義上的“悔”改革為積極的修養方式。人們對他的這一學說給予極高的評價，將悔過改過看作是一個人成為圣人的進門要訣。二曲從改革人進手到改革社會，請求人們通過“悔過”而達到“復其無過之體，而歸于日新之路耳”（《二曲集·悔過改過說》），這反應出他重視實修、悔過改過的尋求至善之美。
倡道救世，明體適用的經世致用之美。明末清初，由于朝代瓜代，政權更迭，階級斗爭和平易近族牴觸非常尖銳，世局劇烈動蕩，連年戰爭不已，使老蒼生處于水深火熱之中。面對這種嚴峻的社會危機，一些學包養網者只知沉迷于辭章訓詁之中，而對社會變革、平易近生疾苦卻置若罔聞。李二曲雖然本身置身“饑冷貧苦之中，靡不規畫”（《匡時要務序》），但他更深感知識分子承擔歷史重擔、解救社會危機的主要性，深感“開物成務，康濟時艱”的需要性。在二曲看來，當今時代社會最年夜的弊端在于學術不明，異端紛起，結果導致品德敗壞，學無實際。于是在“悔過改過”說的基礎上，他進一個步驟提出了“明體適用”說。在他看來：“窮理致知，反之于內，識心悟性，實修實證；達之于外，則開物成務，康濟群生，夫是之謂明體適用。”[7]這里所謂的“體”指的是明道居心，明體就是要在品德修養高低工夫。“用”指的是經世宰物，就是要在治國平全國等具體事務高低工夫。只要將天命本體真正落實于國計平易近生之中，解決社會現實問題，滿足社會需求，它才幹完整得以實現。否則，學而耽空守寂，有體無用，就成為異端而非儒學。在落實本體感化的過程中，李二曲強調知識的主要性。他指出，由體到用，必須有具體的知識予以包養網共同才幹獲得實效。只要這樣，既有超出的本體之明，又有經驗的知識之功效，才幹實現“體用全學”。在“明體適用”的基礎上，二曲意在“匡時”“用世”“救世”的經世思惟，特別是以“君子心”為重點的倡道救世，認為知識分子要擔當起“明學包養術”“君子心”的社會教化任務，力圖為社會重建精力文明價值系統。[8]盡管二曲矢志為學，著書立說不是為見用于清廷，但他強調知識分子只要擔當社會教化任務，為社會重建精力文明價值系統，才幹規范引導整合“世道人心”，這可以看出一個有著強烈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其思惟表現出倡道救世、明體適用的經世致用之美。
虛懷若谷，博采眾長的謙遜開明之美。在學包養網習過程中，二曲認為讀書不克不及有門戶之見，即便是異學之言，只需能無益于人的身心修養，也無妨采用。在他看來，“六合間事理，有前圣偶見不及而后圣始拈出者，有賢人或見不及而庸人偶拈出者，但取其益身心，便修證，斯已耳。”這意思是說六合之間的事理，有後面的圣人沒有講過的，后面的圣人卻說出來了；有儒家學者沒有說過的，而那些非儒家的學者卻偶爾說出來了。我們不要因人廢言，只需其言無益，就該接收，而不應排擠。在談到農業的耕耘方式時，他認為不僅要學習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徐發仁的《水利法》，並且要學習意年夜利傳教士熊三拔著的《歐美水法》。假如能把這些書中關于農業耕耘方式普及到農村，使老蒼生都能知曉和理解若何科學操縱，因時制宜、方式適當，必定會充足發掘地盤的潛力，增添農作物收穫。李二曲在學術上主張學問兩相資則兩相包養成，兩相辟則兩相病。他兼采朱（熹）、陸（九淵）兩派，在他看來，“朱之教人，循循有序”，“中正平實，極便初學”；“陸之教人，一洗支離錮蔽之陋，在儒者中最為儆切”（《二包養網曲集·靖江語要》），故主張兼取二者學問的長處。在繼承陸王“先立其年夜”“致知己”的本體論思惟的同時，還要重視在功包養網夫論上貫通融會程朱、陸王[9]，強調品德主體通過靜默返照的修養功夫使心體之本天然朗現，進而達到天理風行、渾然與物同體的精力境界。其具體功夫不僅體現在“悔過改過”說上，還有“慎獨”“靜坐”“主敬”等修養方式。在學術上，二曲不僅非常重視實修，並且很是重視實學、實用。[10]他認為，一個人不僅要讀有利于身心修養方面的書，並且要讀對實際事務、對治國平全國有效的書。而一個人只要把這兩方面的書都讀通了，才幹做到有德有才、德才兼備。這些見解反應了他在治學上的開明態度和求真務實的精力。這對于調和宋明以來的學派論辯具有嚴重意義，在清初思惟界產生了嚴重影響。從他的身上體現出一代年夜儒虛懷如谷、博采眾長的謙遜開明之美。
實實體究，務求有效的務真求實之美。針對明末清初知識分子“拘華廢實”的頹廢之風，李二曲提出，“實實體究”的求實精力。在他看來，作為有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行步要腳踏實地，慎勿憑虛蹈空，若包養網比較低視言行，而高談生命，即是憑空蹈虛，究非實際”，強調孔子的門生們都是靠著實用之學獲得自負，也都是以實用之學才獲得勝利，所以才幹夠真正發揮儒者的濟世感化。可是明天的知識分子，卻對“生平易近之休戚，兵賦之機宜，禮樂之修廢，風化之淳漓，漠不關心”，而只會“尋章摘句，以文字求知”，這樣下往即使是獲得一官半職，也是“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不單本身覺得迷惑，並且“國家不得收養士之效，生平易近不得蒙至治之澤也”（《四書反身錄•論語》）。鑒于此，他提出本日的知識分子，應該繼承和發揚儒家求實的傳統，假如不是“超然于世務之外，消灑自得”地往做隱士，那么“便應將經世事宜，實實體究，務求有效”，或兵、農、禮樂“三者咸兼”或“僅有其一”。這樣，“一旦見知于世，庶有以自效，使斯世見儒者感化，斯平易近被儒者膏澤，方不枉讀書一場”。不僅這般，李二曲還將能否具有求實精力，作為人才評價的標準，他說：“良人子多識媒介往行，原為畜德，多材多藝，貴推己及人有補于世。若多聞包養網多識，不見之實行以畜德，人品缺乏而材藝過人，徒擅美包養炫長無補于世。以之夸間里而驕流俗可也，烏足齒于士正人之林乎。”（《授受紀要》）從這里可以看出，二曲將求實精力看作不僅是一個知識分子應該養成的傑出作風，並且是一個“關系生平易近休戚”的價值主體應該具備的基礎品德。假如不具備這種品德，就不配作士人，進士林，更談不到承擔時代賦予的“康濟時艱”的重擔。這反應出其作為一代年夜儒實實體究、務求有效的務真求實之美。
讀書守志，專心致學的學高品潔之美。李二曲盡管家道貧冷，但他清貧廉直，修身齊家，“寧愿孤立無助，不往茍同流俗，寧愿饑冷是甘，不向別人求憐”。艱苦力學，無師自成。包養網心得雖不愿踏進官府之門，但卻終生以經邦濟世為指向，以“康濟群生”“包養濟世安平易近”為尋求，以“悔過改過”為標宗，以“明體適用”來解救社會和眾人。他平生埋名，讀書致學，為學樂學，依附本身堅忍不拔的意志，勤奮吃苦的精力，堅持不懈的毅力，努力于學術研討，留下了《二曲集》《四書反身錄》等傳世名作，其學問在繼承程朱理學之道，接續張載的道統學脈的同時，也吸取了陸王心學之長，構成本身的思惟體系，富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具有本身的獨創性。[11]尤其以重視實踐、反對空談、倡導學乃至用為特點。在他身上實現了學以正心救世、包養學乃至道、學以安居樂業的有機統一，成為名聲卓越的思惟家、哲學家、教導家。清代有名史學家、浙東學派主要代表全祖看認為，二曲的學說“上接關學六百年之統，冷包養網餓貧苦之中守道愈嚴而耿光四出，無所憑借，拔地倚天，尤為莫及”[12] 。顧炎武稱其為“真吾道所倚為長城，同人所看為山斗者也”。在李二曲身上，我們看到的是他挺拔獨行，專心致學，滿腹經綸的一代年夜儒的學高品潔的人格美。
堅毅不拔、不事異族的剛直不阿之美。李二曲親身經歷了明清王朝更替的劇變。作為一代傳統的儒家知識分子，他的思惟上深受儒道傳統文明的影響，遭到“浩然之氣”“年夜丈夫”精力陶冶滋養，有著濃厚的平易近族氣節。清朝樹立后，盡管有屢次進進官府改變人生現狀的機會，但他顧惜名節，終生“不謁官府”“不進公門”。康熙年間，陜甘總督鄂善敬佩二曲的人品和學問，向朝廷推薦他往京城仕進，天子幾次下了圣旨，可他都以體弱有病為辭拒絕前去，不愿為官。他雖然應邀至關中書院講學，但他卻從未穿過滿服，也從不湊趣兒各級官員。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詞，被人以“海內真儒”推薦，“二曲不從，即立遺書，操刀自刺”包養，督撫知其不成強迫，不得已以二曲病重不克不及進京進行匯報。1703年，康熙帝西巡來到陜西，聞聽二曲的學問和盛名，曾下圣旨召見，但年已70多歲的李二包養曲以大哥多病相辭，只由兒子李慎言面見陳情，周至知縣張芳隨行，將二曲的著作獻給康熙天子。康熙帝稱贊其“讀書守志，可謂完節”，親題“操志高潔”給二曲，并贈送了御制私章。李二曲的所作所為，表現出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骨氣、志氣，一代年夜儒的至年夜至剛的浩然之氣和忠貞高貴的平易近族氣節。從他身上體現之一代年夜儒錚錚鐵骨，堅毅不拔的剛直不阿之美。
李二曲雖然離我們遠往好久了，但從他的為人為學中我們感觸感染到他的人格思惟之美。這是一種一種堅忍不拔、孤奮自強的美，一種腹有詩書、充實光輝之美，一種弘願希賢、操志高潔的美，一種知行合一的美，一種給人氣力，讓人怦然心動，讓人敬佩，肅然起敬的美。他的為學為人，他的學識學問，他的人格精力，仍然值得我們好好學習研討，發揚光年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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