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經進史：崔適的今文家言與“古史辨運動”
作者：李長銀
來源：《孔子研討》2021年第4期
摘 要：“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與發展，與崔適的今文家言密不成分。在運動興起之際，顧頡剛之所以敢于年夜膽地根據《說文》假設“禹是動物”，從而引發了一場劇烈的古史年夜論戰，無疑是遭到了崔適“禹之本義為蟲名”之說的直接啟發。此后，運動逐漸轉向孔子與經學研討，顧頡剛、趙貞信、錢玄同、張西堂等則在崔適若干研討結果的基礎之上進一個步驟摸索了孔子的本相、《穀梁》的本相以及《書序》的著作年月等問題。最后，運動回歸古史考辨，顧頡剛等之所以能夠先后發表《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與《三皇考》，無疑又是遭到了崔適“五德之說為劉歆所造”與“三皇只存在古文家的學說”等相關觀點的啟發。是以可以說，崔適的今文家言是“古史辨運動”得以興起與發展的主要外鄉資源之一。
關鍵詞：崔適；今文經學；古史辨運動；中國近代學術史；
作者簡介：李長銀，男，1986年生，遼寧綏中人，山東年夜學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協同創新中間研討員，研討標的目的為中國近代學術史。
崔適是晚清今文經學的殿軍【1】。其著作重要有《史記探源》《年齡復始》《論語足征記》《五經釋要》等。此中，《史記探源》《年齡復始》《論語足征記》都“引申”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而“益加緊密”【2】；《五經釋要》則重要反對康有為的“孔子作六經之說”，而主張“孔子述作五經”【3】。要而言之，繼康有為之后，崔適進一個步驟推動了晚清今文經學的發展。
崔適還是“古史辨運動”的開路先鋒之一。當事人錢玄同即強調，本身主甜心花園張的“劉歆偽造古文說”是遭到了崔適的引導與啟發【4】。顧頡剛則婉言不諱地說，本身的《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有本于崔適的《史記探源》【5】。此后，當代研討者則按圖索驥，或考核崔適對錢玄同經學思惟的影響【6】，抑或對顧頡剛與崔適之間的學術關聯進行剖析【7】。但事實上，崔適與“古史辨”派之間的學術關聯并不限于此，其提出的若干今文家言可以說基礎貫穿了“古史辨運動”的學術歷程。是以，本文擬在後人研討的基礎上對這一問題進行一次更為深刻系統的探討，進而發掘“古史辨運動”的學術淵源，提醒晚清今文經學對近代學術的影響。
一、崔適的《史記探源》與“古史辨運動”的興起
“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與“禹的來源”問題親密相關。這一問題發端于顧頡剛的《與錢玄同師長教師論古史書》。顧頡剛在此文中提出，中國古史是層累地形成的，在周代人心目中最古包養條件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才有堯舜。至于禹從何而來，顧頡剛認為“是從九鼎上來的”。“禹，《說文》云，‘蟲也，從禸，象形’。禸，《說文》云，‘獸足蹂地也’。以蟲而有足蹂地，年夜約是蜥蜴之類。”是以，“禹或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當時鑄鼎象物，希奇的形狀必定良多，禹是鼎上動物的最無力者；或許有敷土的樣包養金額子，所以就算他是開天辟地的人。”【8】此文發表之后，一場劇烈的古史年夜論戰即在當時的人文學界拉開了帷幕。
此中，“禹的來源”則是這場古史年夜論戰的焦點之一。錢玄同在《答顧頡剛師長教師書》中表現，本身從前即認為堯、舜必定是“無是公”或“烏有師長教師”。因為“堯，高也；舜，借為‘俊’”，故二人“只是幻想的人格之名稱”。不過，對于顧頡剛根據《說文》假定禹“年夜約是蜥蜴之類”的見解，錢玄同認為不克不及成立【9】。此外，胡適在寫給顧頡剛的信中則認為，“九鼎”是一種神話【10】。與此同時，反對陣營中的劉掞藜、胡堇人、柳詒徵等人，更是針對此說進行了尖銳的批評與嘲諷【11】。面對眾人的質疑，顧頡剛一方面接收了錢玄同、胡適的觀點，主動放棄了禹“出于九鼎”之說【12】，但另一方面卻依舊堅持認為“禹為動物”【13】。
這里要進一個步驟指出的是，無論顧頡剛此說正確與否，此說在當時都直接引發了古史年夜論戰，進而推動了“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誠如楊寬總結的，顧頡剛的《與錢玄同師長教師論古史書》發表包養甜心之后，“極年夜地動動當時的學術界”，“不少人看到這樣的議論不由嘩然，特別是‘年夜禹是蟲’成為話柄，在社會上轟傳開來，一時毀譽交集”【14】。時至當下，還有學者認為“禹是一條蟲”是一個深具遠見卓識的“假說”【15】。
我們的問題是，顧頡剛是若何想到因《說文》而假定“禹為動物”的呢？錢玄同又為何根據《說文包養一個月》來解釋堯、舜的本義的呢？有學者認為，二人的觀點直接源出于japan(日本)學者白鳥庫吉的“堯舜禹抹殺論”。1909年，白鳥庫吉在《中國古傳說之研討》中提出：“堯主司天事，司人事者為舜”，“禹之事業與地盤有關”，此是“六合人三才之思惟”的具體體現。而“文學上之研討”更可供給確立這一論斷的資料。據《說文》的記載，堯之字義乃“高也”；“舜乃木槿植物”，“此與帝舜之名義無關”；禹乃“蟲也”，“此不適合夏王之名”【16】。此文發表之后，在japan(日本)學界惹起了強烈的反響。而此時錢玄同正在japan(日本)留學，其“應該”對japan(日本)學術界的情況有所清楚。此后，顧頡剛“完整有能夠”在北年夜圖書館任務時接觸過白鳥庫吉的觀點。是以，錢玄同與顧頡剛以《說文》來探討堯、舜、禹本義的做法，都是遭到了白鳥庫吉的直接影響【17】。但問題在于，這位學者供給的外證還逗留在“應該”“完整有能夠”的推測層面，故完整不克不及證實二者之間的學源關系。
其實，顧頡剛之所以能夠想到根據《說文》假定“禹為動物”，是遭到了崔適的啟發【18】。崔適在《史記探源》中指出：“禹之本義為蟲名，猶鯀之本義為魚名，夔、龍、朱虎、熊羆之本義為毛蟲、甲蟲之名也。受禪勝利，乃禹之勛業，豈‘禹’之字義乎？”【19】今按崔適于1914年任教于北京年夜學理科中國哲學門，此后曾將此書作為課程講義。而顧頡剛于1916年考進北京年夜學哲學門，上過崔適講授的“年齡公羊學”，并經常與同學“每于晚餐后”往拜訪崔適【20】。更為關鍵的是，顧頡剛躲有三種版本的《史記探源》，此中即有作為北京年夜學哲學門講義的“平易近國七年油印本”【21】。由此可見，顧頡剛是遭到了崔適的啟發，才根據《說文》假定“禹為動物”。
與顧頡剛比擬較，錢玄同接觸崔適及其撰寫的《史記探源》的時間要更早一些。1911年，錢玄同問業于崔適，執門生禮【22】，并得讀《史記探源》【23】。女大生包養俱樂部此后，錢玄同還數次對該書進行了研讀。1912年10月12日，《錢玄同日記》載：“《史記》擬取崔師長教包養違法師《探原》照改照刪，還其今文本相而讀之”【22】。至1921年，《錢玄同日記》依然有“晚看《史記探源》”【22】的專門記載。由此可見，錢玄同對《史記探源》的內容是熟稔的。此外，錢玄同是當時學界著名的文字學家。是以，當其看到顧頡剛根據《說文》假定“禹為動物”之后，便舉一反三地對堯、舜進行了文字學的解釋。
由上所述可知，無論是顧頡剛根據《說文》來解釋禹的本義，還是錢玄同對堯、舜的解釋，都不是直接導源于白鳥庫吉的“堯舜禹抹殺論”，而是遭到了崔適的直接或間接啟發。換言之，恰是在崔適的“禹之本義為蟲名”之說的直接啟發下，顧頡剛才在《與錢玄同師長教師論古史書》中根據《說文》假定“禹是動物”，從而引發了你來我往的古史年夜論戰。
二、崔適的《論語足征記》與“古史辨運動”的“黜圣”
1930年《古史辨》第二冊出書發行，標志著“古史辨運動”的進一個步驟發展。該冊書重要分為三編，此中中編為“孔子與儒家問題”。假如進一個步驟歸納，這一問題的主題可以歸納為“黜圣”。而這一主題研討的開展，無疑將“古史辨運動”由古史考辨導向了孔子與經學研討。
所謂“黜圣”，并非是罷黜孔子，而是要恢復孔子的本相。此中，較早對這一問題進行討論的是顧頡剛。1926年10月，時在廈門年夜學任教的顧頡剛發表了一篇題為《年齡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的文章，文中指出孔子不止有兩個，各時代有各時代的孔子。不過，真實的孔子并非是不確定的，而是只要一個，便是他本身愿意做的——“包養網推薦正人”【24】。此文發表之后，在學術界引發了不小的影響【25】。此后，顧頡剛轉教于中山年夜學，并開設了“孔子研討”一門課程，以期進一個步驟恢復孔子的本相。這份講義重要分為四種，此中甲種為“孔子事實及記載孔子事實之典籍考訂”，旨在“把舊的孔子史實審查一番，抽出靠得住的史料，作成一篇孔子新傳”。此中，“《論語》《家語》《孔子世家》是專記孔子事跡的，資料之來源與篇章之真偽，尤當細考”【26】。
今按講義現存甲種資料及“按語”，顧頡剛即有本于崔適的研討結果對《孔子世家》與《論語》的“資料之來源與篇章之真偽”進行了簡要考證。依照先后順序，顧頡剛起首在甲種之三中摘錄了崔適《史記探源》中“訂正之孔子世家詞句及事實”，并撰寫了“按語”。在這則“按語”中，顧頡剛起首辯證地指出，崔適為清末今文學家，“其所信守者為西漢今文家短期包養言，其所以研討《史記》者為欲使今文學家得一西漢巨制以為奧援，其著書主旨，在乎判別《史記》中記載之性質，存其今文義者而往其古文義者，初不注視于史事自己之然否”。但是，“其能剖析今文、古文家派，使司馬遷時代與司馬遷以后之時代所承認之事實包養行情，及此兩時代中人對于此等事實所私有之觀念釐然分途，實為研討《史記》之重要任務，必有如是之任務乃能根究《史記》記載之焦點，而不徒為表面之辨證”。之后，顧頡剛則以《孔子世家》為例進行了具體說明。好比，“野合而生”一事，“《洙泗考信錄》所不敢言，《史記志疑》雖言之而斥為不雅觀馴，則但打破其史實之位置，猶不知此說之從何處來”。而《史記探源》“以西漢最風行之感天而生之說釋之，以劉媼息年夜澤之陂夢與神遇之事為佐證，而后其事之來歷方明，是蓋當時人所稱帝王與圣人之誕生之一種慣例”。又如，“據魯，觀周，故殷”一語為今文家主要意義，“自來解《史記》者未有善詁，甚至不克不及斷句讀”，但經《史記探源》一訓釋，“其義遂豁然清楚”。最后，顧頡剛引申其義說：“研討古籍之法式當分先后”，第一個步驟“就著作時代之佈景以觀其所言，知其所言者在當時歷史上占有之地位”；第二步是“以其所言者合之于他書所言而觀之，由種種差異之中考定其事實之然否”。若以此來研討孔子，當足以攻破紛亂傳說【27】。由此而言，顧頡剛的孔子事實考訂，不僅接收了崔適的若干結論，還從中吸取了研討方式。
此外，顧頡剛還在講義甲種之十四摘錄了崔適的《論語足征記》，并撰寫了“按語”。在這則“按語”中，顧頡剛指出：“今之《論語》既雜糅魯、齊、古三家之文，而三家之本文字牴牾者彌多”，令人無所適從。而“舊本既不成見，弗復能條分縷析，則惟有就其可知者悉指出之，以見當時家派之遺跡，俾引用之時不至因混淆而致誤”。此前，“《論語》魯、古兩本異讀，略見于《經典釋文》所引鄭玄說”。但問題是，“古今讀者但知有這般異文罷了”，崔適在《論語足征記》中則“歸納其慣例，知《魯》多用假借字，《古》多用本字，斷為《古》出于《魯》后之明證”。此法不僅適用于《論語》，還適用于他種古籍【27】。要而言之，顧頡剛接收了崔適“《古》出于《魯》后”的具體觀點，并對此法表現了高度認同。
除顧頡剛外，努力于孔子與《論語》研討的“古史辨”學人還有趙貞信。1935年，趙貞信編輯的《論語辨》作為“辨偽叢刊”之一在樸社出書。其在該書《序》中指出：“本日要研討儒家宗主的孔子”，勢不得不依附《論語》；“既要依附它就須問一問它的真實性畢竟若何，所以我們應該起首考核包養網比較它的來源”。而“這本書的編輯，便是想盡些這方面的任務”【28】。值得關注的是，此書下編節錄了崔適的《論語足征記》的《序》及若干部門。當然，在趙貞信看來，崔適的《論語》辨偽還存在今文家的“門戶之見”，但無疑為其開展下一個步驟任務供給了必定的參考【28】。
由上所述可知，“孔子與儒家問題”是“古史辨運動”進一個步驟發展的重要議題之一。此中，顧頡剛、趙貞信等都或多或少地承襲了崔適關于孔子與《論語》的研討結果，進而在必定水平廓清了孔子與《論語》的本來臉孔。
三、崔適的經書辨偽與“古史辨運動”的“惑經”
《古史辨包養甜心網》第三冊之后，“古史辨運動”進一個步驟由古史考辨轉向孔子與經學研討。《古史辨》第三冊集中討論了《周易》與《詩經》。此后的第五冊上編則重要討論了《年齡》經傳與《書序》。可以說，經過這次討論，“古史辨”學人在必定水平上“打破”了“漢人的經說”。而這一“打破”與崔適的今文家言存在必定的學術關聯。具體關聯如下：
其一，在《年齡》經傳討論上，“古史辨”學人在崔適“《穀梁》氏亦古文學”說的基礎上對《穀梁傳》的真偽問題進行了考證。普通來講，“《穀梁》之為今文學，千古無異辭”。但是，“其事實之根據僅有《漢書·儒林傳》一則耳，其他西漢人之書中及其言語中固未道也。《漢書》創于劉歆，成于東漢之世，彼所記者能否真事實，抑系學派上所必須增添之故事，實有考慮之余地。”至清末，“其時對于現代學派之情狀日益清楚”，崔適“加倍探討，始發見《穀梁》亦為古文學”【29】。具體而言，崔適在《年齡復始》中提出了這一學說，并進行了論證：第一，根據《漢書·梅福傳》與《后漢書·章帝紀》，西漢末東漢初人以《穀梁》與《左氏》《古文尚書》《毛詩》等三古文并列。第二，《漢書·儒林傳》記《穀梁》學，謂漢武帝之世董仲舒與江公辨，公孫弘“卒用董生”，而“這般年夜議”，《漢書·董仲舒傳》及《公孫弘傳》“并不言”；此外，宣帝之世召蕭看之、劉向等“年夜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而《漢書·蕭看之傳》及《劉向傳》“亦不言”。第三，治《穀梁》學之尹更始、劉向等所引“皆《公羊傳》文，而不及《穀梁》一字”。第四，梅福所上書“是為引《穀梁》包養價格之始，往河平三年劉歆始校書時，十八年矣”。要而言之，崔適認為劉歆“造《左氏傳》，以篡《年齡》之統，又造《穀梁傳》為左氏驅除”【30】。
崔適“《穀梁》亦古文學”的觀點問世之后，遭到了“古史辨”學人的認可。最先接觸并接收此說的是錢玄同。1912年11月26日，《錢玄同日記》載：“崔氏謂《左》《穀》皆偽傳，故《年齡傳》之名當歸之公羊氏，《左》《穀》則直當曰《左傳》《穀梁》云”【31】。至1930年月，錢玄同則公開表現，崔適在《年齡復始》中考明“《穀梁》亦是古文”，這是一個“新發見”【32】，此中“辨《漢書·儒林傳》敘述《穀梁》傳授及廢興一段為非事實，疏證極精”【3包養管道3】。持類似觀點的還有顧頡剛。1926年，顧頡剛在《年齡講義》中則表現，崔適的觀點“實晚世《年齡》學上一年夜發見”，其舉出的證據皆“甚確”【29】。
較之錢玄同、顧頡剛的接收，張西堂則進一個步驟“引申”了崔適之說。1931年，張西堂出書《穀梁真偽考》，認為崔適“依據史籍”提出甜心寶貝包養網“《穀梁》之為古文”，“證驗郅碻”，但“未多考傳文，以年夜明之”。是以，張西堂進一個步驟對《穀梁》真偽進行了考證，認為：“其無經之傳，不釋經之傳，分歧傳經之體；其義例乖戾，與文詞重累，又掉謹嚴之義；其晚出于《公羊》，而分歧于‘魯語’，及其違反孔子之論，尤屬癥結地點；足知其非真傳，本雜取傳記以造者。”【34】此書出書之后，獲得了錢玄同、顧頡剛的確定【35】。此中，錢玄同認為該書“徵引該博，辨析精詳”，“《穀梁》為漢人所作為偽作”，遂可成為定讞【33】。
不過，“古史辨”學人并不贊成崔適的《穀梁傳》為劉歆偽造之說。錢玄同認為，《穀梁傳》或是“武宣以后俗儒所作，取《公羊》而顛倒之”，此外“或刪削《公羊》年夜義，或居心與《公羊》相反，或明駁《公羊》之說，或陰襲《公羊》之義而變其文”。“作偽者殆見當時《公羊》勢力年夜盛，不免難免眼饞，因取《公羊》而加以點竄涂改，希冀得立博士，與焦、京之《易》相類”。而“劉歆要樹立左氏，打垮《公羊》，于是就應用它來與《公羊》為難”【33】。張西堂則表現：“就漢代今文經學之分化以及古文經學之興起的關系看來”，錢玄同的這種意見是“很對的”。“《穀梁傳》或許在元、成之世已有了，而后來又經過劉歆之徒為竄亂，故與今古文頗有相通之處，而被列為古文”【36】。要而言之，“包養站長古史辨”學人一方面接收了崔適的“《穀梁》為古文學”的結論，但另一方面則摒棄了《穀梁》為劉歆偽作的觀點。
其二，在《書序》討論上，“古史辨”學人在崔適“《書序》為劉歆所作”的包養意思基礎上對《書序》進行了考辨。“《書序》為古文經之基礎，而學者見《史記》載之，誤謂今文經所固有，但辭微分歧，于是彼乃得于清代今文學突起之時茍延其殘喘。”“至崔適，始指為劉歆既造而溷進《史記》，而彼乃無所遁形”【37】。具體來講，崔適提出《書序》為劉歆所作，證據有四：第一，吉祥之說出于王莽時所造的《嘉禾書序》，目標是“造唐叔得禾異母同穎之說”。可是，“前人第言咎征，借以修德，故《洪范·五行傳》止詳災異，不及吉祥”。第二，“新受漢禪，取法舜受堯禪”，“凡事比跡重華”；“堯既有《典》”，新室則“比跡”而作《舜典》，乃至“不及顧舜之事業已詳于《堯典》”。第三，《周本紀》與《尚書年夜傳》所載箕子之陳說《洪范》時在十三年，《書序》所載為十一年，與之分歧，而與劉歆作《三統歷》所載相合。第四，《列子·楊朱篇》與《燕世家》所載周公攝政，召公不悅，是其不悅周公踐君位；而《書序》則謂召公不悅，是其不悅周公列臣位，義相反對。是以，“《書序》之文固非太史公所及知，亦非《史記》所應載”【38】。
崔適“《書序》為劉歆偽造”的觀點問世之后，曾一度獲得了“古史辨”學人的基礎認可與推許。1931年，錢玄同在《〈左氏年齡考證〉書后》中說：康有為雖然已知“《書序》之為劉歆偽作”，但“還以為是劉歆抄襲《史記》”。當然，其“雖然已經覺到《史記》中有劉歆增竄之文”，但并沒有仔細研討過這個問題，“故還誤認《史記》中的《書序》是太史公的原文”。至崔適作《史記探源》，“始知《史記》中的《書序》也是劉歆所增竄”【39】。持類似見包養妹解的還有顧頡剛、趙貞信。1927年，顧頡剛在《尚書學講義》中指出：“《書序》為古文經之基礎，而學者見《史記》載之，誤謂今文經所固有”【37】，至“康有為推考新學偽經，始直揭《書序》為劉歆偽造，然猶以為攘竊《三代本紀》之文為之，則其書雖偽，而其所道之事猶若不偽”。至“崔適作《史記探原》，昌言先有《書序》而后摻進《史記》，其文其事，舉缺乏微信，案乃年夜定”【37】。此外，1931年，趙貞信同樣認為，《書序》的問題，“康、崔兩家的說法差未幾已可算作定論”【40】。可是，隨著研討的深刻，“古史辨”學人逐漸改變了上述見解。1930年，顧頡剛在《讀書筆記》中指出：“《書序》的中間思惟與西漢人之說相遠，與后出《偽古文尚書》說附近，既是馬、鄭著錄，則必馬、鄭之前所作，年夜約已到東漢后期了。或西漢已有《書序》，至東漢懲王莽之惑，乃重作一過，馬、鄭所傳者是也。”【41】翌年，顧頡剛在《讀書筆記》中又表現：“今之《書序》必非漢人底本，以其與漢、新佈景不類”，“劉歆之序，或早包養心得亡之矣”【42】。受顧頡剛的直接影響【43】，趙貞信在《〈書序辨〉序》中則主張：“這現時存在的《書序》生怕已不是《古文書序》”。因為，“《書序》里面的中間思惟，不單與劉歆完整分歧，亦且不見得是西漢時代的作品”。其實，“現存的《百篇書序》便是經過了作《晉偽古文經》的人改革的”【44】。此說提出之后，獲得了錢玄同的認可，其先是在《日記》中表現趙貞信的觀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45】，之后又在《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中說：“《史記》載進《書序》，決非司馬遷原文一切，實在為妄人所竄進”，但“未必就是劉歆”46。簡而言之，“古史辨”學人不再囿于崔適的“《書序》為劉歆偽作”之說，而是將其修改為“現存的《百篇書序》便是經過了作《晉偽古文經》的人改革的”。
如上所述，在《年齡》經傳與《尚書》問題上，崔適分別提出了“《穀梁》氏亦古文學”與“《書序》為劉歆偽造”。“古史辨”學人則在此基礎上進行了論證或修改，從而進一個步驟還原了《年齡》與《尚書》的本來臉孔。
四、崔適的《史記探源》與“古史辨運動”的古史再考辨
“古史辨運動”興起之后，雖然一度由古史考辨轉向經學研討，繼而又由經學研討轉向諸子叢考，但古史考辨始終是這場學術運動的重心。1935年，顧頡剛編著出書《古史辨》第五冊，進一個步驟推動了“古史辨運動”向古史考辨的回歸與發展。
而在古史考辨回歸之際，崔適的今文家言依舊起著不成或缺的感化。最具象征意義的，莫過于《古史辨》第五冊“卷包養網比較首語”。具體來講，除了摘錄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的“重辭”之外，這個“卷首語”還專門節錄了崔適《史記探源》篇末的“辭詩”【47】。這無疑是在向學術界公開宣布，“古史辨運動”的古史再考辨，恰是承襲崔適的今文家言而來。
1930年，顧頡剛在《清華學報》發表《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對“五帝”的來源及其演變進行了系統的剖析。其重要觀點是：“古史的傳說當然年夜半出于天然的演變，卻著實有許多是出于后人有興趣的偽造。新莽為了要奪位置，剛巧那時五行的學說風行，方便用這學說來證明新的代漢合于五行的推移，以此表白這次的篡奪是天意，劉歆所作的《世經》清楚是媚莽助篡的東西，而《世經》里擺列的古帝王的五德系統，也清楚是出于創造和依托的，這其間當然會造出許多偽史來了”【48】。此文發表之后，“頗予史學界以年夜沖動”【49】。
探本追源，此文的焦點觀點來源于崔適的今文家言。崔適在《史記探源》中指出：
劉歆欲明新之代漢，迫于皇天威命，非人力所能辭讓，乃造為“終始五德”之說，托始于鄒衍。……又增《呂氏年齡·十二紀》，于春曰“其帝年夜皞，其神句芒”；于夏曰“其帝台灣包養網炎帝，其神回祿”；于中心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于秋曰“其帝少皞，其神蓐收”；于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凡十句。《月令》因之。……歆所以為此說者，由顓頊水德而下，嚳木、堯火、舜土、夏金、殷水、周木，漢復為火，新復為土，則新之當受漢禪，如舜之當受堯禪也。【50】
簡要言之，崔適認為，“終始五德”之說為劉歆偽作，目標是“明新之代漢”，而只要拔出少皞，則新之受漢禪如舜之受堯禪。
最遲在1928年，時在中山年夜學任教的顧頡剛即認識到這一點。其在當時編的《中國上古史講義》中坦言：“少皞一代介于黃帝、顓頊之間，久為公認之史實”。直到康有為“讀書得間”，“驗《漢書·律歷志》中少皞一代為劉歆所增，證清楚，無可抵賴”。不過，“劉歆何故必增此一代，則康氏尚言之未盡”。對此，崔適在《史記探源》中進行清楚釋包養女人。而通過崔適的解釋，則可以了解：“蓋王莽生當五行之說極盛之際，圖謀篡漢，其舉事必有包養犯法嗎征于當時之學說，而后足以饜人之視聽。所謂有征者，以劉氏為堯后，以王氏為舜后，俾唐虞之禪讓經一度之復演而成漢新之禪讓。顧五行之序，木火土金水順次相生，唐與漢，虞與新，既為一系，其于五德之運自必前后相應。又炎帝之為火德，黃帝之為土德，名實相應，已為不成移易之事，若黃帝之包養軟體后一依《五帝德》所言，繼之以顓頊、帝嚳，則堯為木而舜為火，與漢新之自標火木者不符”。既不相符，則王莽將不克不及“紹其祖先之德”。是以，“黃帝之下，顓頊之上，增出少皞一代，命之居金，而后顓頊水，帝嚳木，而后唐堯火，虞舜土，乃與漢之火，新之土，會歸于一”【51】。要而言之，“《世經》和《月令》的古史系統只是王莽的古史系統”，其道理在“五德說”【52】。此后，顧頡剛進一個步驟推闡此說，撰寫出了《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53】。由此來看，顧頡剛之所以能夠寫成此文，在相當年夜的水平上是遭到了崔適的啟發。
當然，顧頡剛并不完整批準崔適的觀點。1930年2月，顧頡剛在其續寫的《中國上古史研討講義》的《世經》部門中指出，崔適“以疑五德終始說出于劉歆所造，故以《封禪書》為‘妄人錄《漢書·郊祀志》’。其實五德終始說源遠流長，證據單一，其變遷之際亦自可尋，必不克不及把它一路卸在劉歆的肩上”【51】。此后，顧頡剛在《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與《中國上古史研討課第二學期講義存目》中幾回再三強調說，崔適的“五德之說為劉歆所造，托始于鄒衍”之說不克不及成立【54】。因為，“假如五德說為向來所無，則新創此說之時必不克不及驟然贏得多數平易近眾的崇奉，且亦不當有許多沖突的五德的歷史記載。現在王莽以前的五德記載既這樣多，而王莽時的五德系統和鄒衍的五德系統又最基礎分歧，可見這是冒牌的而不是創作的”【55】。是以，顧頡剛將崔適的觀點修改為“劉歆應用了五德相生說來改革古史系統”。
繼《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之后，顧頡剛與楊向奎配合發表《三皇考》，對“三皇”問題的由來及其演變進行了剖析與考核。與本文親密相關的是，顧頡剛在此文中指出，西漢時，“三皇”說一度低沉，直到西漢末，才再次顯現。王莽自居于“皇”，從頭宣傳“三皇”說。于是，他們即在《周禮》《左傳》中拔出“三皇”的證據。“三皇”這個名詞從此就長存于六合間了【56】。此文發表之后，遭到了學界的好評，論者幾乎分歧認為此文基礎解決了“三皇”問題，對“中國古史確有澄本清源之功”【57】。
其實，早在宋代，劉恕等學者即開始對“三皇問題”提出了質疑，此后崔述、康有為等則進一個步驟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探討。受康有為影響而繼續辨斥“三皇”之說的則是崔適。崔適指出：“《史記本紀》始五帝，次夏，次殷，次周。”可是，“稽古至五帝尚已，無所謂三皇”。三皇之目始于《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鄭君引《左氏》注之曰，“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至于“孰為三皇，惟見于緯書，亦無定說”。“多以為宓羲、神農為二皇；其一者，或謂燧人，或謂回祿，或謂女媧”；或以為天皇、地皇、人皇。可是，無論是《左傳》還是《周官》皆古文家言，“緯書為古文主流”【58】。簡而言之，“三皇”只存在于古文家的學說。
對于崔適的上述觀點，顧頡剛在《三皇考》中專門進行了轉引與評價，認為不用斷定“自從有了《周官》和緯書之后才有三皇，三皇只存在于古文家的學說”，“三皇確有出現于戰國之末的事實”。並且讖緯非古文主流，其思惟實導源于西漢儒者，“即所謂今文家，只因出在東漢時，為要按照‘漢為火德’的功令，不得不沿用古文家的五德說的行式”。可是，“三皇一名的參加儒家的經典，由古文家言的《左傳》《周官》及緯書始，是西漢末和東漢初的工作，這是千真萬確的提醒”【59】。顧頡剛無疑是有選擇性地繼承了崔適的上述觀點。
由上所述可知，早在清末平易近初，崔適便已經對上古史中的“三皇”與“五帝”進行了懷疑。此中的懷疑雖然不乏經今古文學的門戶之爭，但仍有可取之處。顧頡剛恰是衝破了這種門戶之爭，并在其基礎之上對這些年夜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剖析與考核，從而在必定水平上廓清了中國上古史的本相。
綜上所述，“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與發展，可以說與崔適的今文家言密不成分。崔適的今文家言可以說是“古史辨運動”得以興起與發展的主要外鄉資源之一。
此外，本認為“古史辨運動”并沒有重復晚清以來的今文經學的“老路”。僅就本文而言，崔適重要撰有《年齡復始》《史記探源》《論語足征記》《五經釋要》等書，提出了“穀梁亦古文學”“五德終始說為劉歆所造”“《古論》出于《魯》后”“孔子述作五經”等系列學說，其目標無疑要打破東漢古文經學，恢復西漢的今文經學，進而“尊經”“崇圣”。“古史辨”學人則摒棄了“崇圣”“尊經”的觀念，而以科學的觀念與方式對傳統上古史體系進行了破壞與清算，在必定水平上還原孔子與經書的本來臉孔，從而基礎實現“拿了戰國之學打破西漢之學”甚至是“拿了戰國以前的資料來打破戰國之學”的新階段。
注釋
1 蔡長林：《論崔適與晚清今文學》，臺北，圣環圖書股份無限公司，2002年版，第21頁。關于崔適的生平事跡，可參看林輝鋒：《崔適生平事跡述略》，載《史學史研討》2015年第1期。
2 錢玄同：《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見《古史辨》第五冊，海口，海南出書社，2005年版，第16頁。
3 崔慶賀：《崔適的思惟主旨》，載《近代史學刊》2019年第1期。
4 錢玄同：《論今古文經學及書》，見《古史辨》第一冊，第41頁；錢玄同：《書后》，見《古史辨》第五冊，第3頁。
5 顧頡剛：《秦漢的術士與儒生》，見《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二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469 頁。
6 李可亭：《崔適對錢玄同經包養網推薦學思惟的影響》，載《貴州社會科學》2009年第10期；
7 朱浩毅：《論顧頡剛對崔適“終始五德”學說的推闡與修改》，載《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43期，2011年10月。
8 顧頡剛：《與錢玄同師長教師論古史書》，見《古史辨》第一冊，第75—78頁。
9 錢玄同：《答顧頡剛師長教師書》，見《古史辨》第一冊，第81—82頁。
10 胡適：《論帝天及九鼎書》，見《古史辨》第一冊，第169頁。
11 劉掞藜：《讀顧頡剛君的疑問》，見《古史辨》第一冊，第94頁；胡堇人：《讀顧頡剛師長教師論古史書以后》，見《古史辨》第一冊，第100頁；柳詒徵：《論以證史必先知之誼例》，見《古史辨》第一冊，第185頁。
12 顧頡剛：《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師長教師》，見《古史辨》第一冊，第117—118頁；
13 顧頡剛：《答柳翼謀師長教師》，見《古史辨》第一冊，第190—191頁。
14 楊寬：《歷史急流：楊寬自述》，臺北，年夜塊文明出書股份無限公司，2005年版，第86頁。
15 吳銳：《“禹是一條蟲”再研討》，載《文史哲》2007年第6期。
16 [日]白鳥庫吉：《中國古傳說之研討》，見黃約瑟譯：《japan(日本)學者研討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4—8頁。
17 廖名春：《試論古史辨運動興起的思惟來源》，載《原道》第4輯，1998年。
18 有學者已指出這一點，并且供給了顧頡剛曾上過崔適課的外證。袁征：《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理論的主要創見——顧頡剛的層累造史理論及其在歷史研討中的感化》，見吳銳編：《古史考》第九卷，海口，海南出書社，2003年版，第297頁。不過，在其征引的《秦漢的術士與儒生》中，顧頡剛只是回憶說崔適當時將《年齡復始》作為《年齡公羊學》的講義，而崔適的“禹之本義為蟲名”之說出自《史記探源》。是以，若想證明二者之間的關聯，這一外證并不充足。
19 崔適：《史記探源》，南昌，江西教導出書社，2018年版，第26頁。
20 顧頡剛：《記崔適師長教師》，見《顧頡剛讀書筆記》第十三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88頁。
21 顧洪、張順華編：《顧頡剛文庫古籍書目》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50頁。
22 楊天石主編：《錢玄同日記》（收拾本）上冊，北京，北京年夜學出包養故事書社，2014年版，第336，228，367 頁。
23 錢玄同：《論今古文經學及書》，見《古史辨》第一冊，第41頁；錢玄同：《書后》，見《古史辨》第五冊，第3頁。
24 顧頡剛：《年齡時包養留言板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見《古史辨》第二冊，第99— 104頁。
25 參見李長銀：《在“窮變”中“立真”：顧頡剛的“孔子變遷論”及其影響》，載《孔子研討》2017年第1期。
26 顧頡剛：《孔子研討講義》，見《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四卷，第30頁。
27 顧頡剛：《孔子研討講義》，《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四卷，第35—36，41頁。
28 趙貞信：《序》，北京，樸社，1935年版，第1，2—3頁。
29 顧頡剛：《年齡研討講義》，見《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十一卷，第516，44頁。
30 崔適：《年齡復始》，見《平易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六輯第三十六冊，臺北，文聽閣圖書無限公司，2013年版，第3—6頁。
31 楊天石主編：《錢玄同日記》（收拾本）上冊，第240頁。
32 錢玄同：《書后》，見《古史辨》第五冊，第5頁。
33 錢玄同：《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見《古史辨》第五冊，第42，44，46頁。
34 張西堂：《榖梁真偽考》包養軟體，北包養網心得京，知識產權出書社，2016年版，第3頁。
35 顧頡剛曾擬將張西堂《榖梁真偽考》“摘錄”收錄到《古史辨》第五冊上編。顧頡剛：《致錢玄同·三四》，見《顧頡剛書信集》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569頁。或因要集中主題，最后易之以張西堂的《序》。
36 張西堂：《經學史講義》，見《長安學叢書·張西堂卷》，西安，三秦出書社，2011年版，第119頁。
37 顧頡剛：《尚書學講義》，見《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八卷，第38，38，44頁。
38 崔適：《史記探源》，第11 — 12頁。
39 錢玄同：《書后》，見《古史辨》第五冊，第5頁。
40 趙貞信：《序》，見《古史辨》第五冊，18包養網心得3頁。
41 顧頡剛：《非劉歆偽造》，見《顧頡剛讀書筆記》第三卷，第127—128頁。
42 顧頡剛：《“五子之歌”本作“五觀”》，見《顧頡剛讀書筆記》第三卷，第163頁。
43 參見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56頁；謝明憲：《論顧頡剛對于作者的質疑》，載《漢學研討》第25卷第2期，2007年12月。
44 趙貞信：《序》，見《古史辨》第五冊，第191—195頁。
45 楊天石主編：《錢玄同日記》（收拾本）下冊，第1004頁。
46 錢玄同：《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見《古史辨》第五冊，第23頁。
47 所節錄崔適“辭詩”，見崔適：《史記探源》，第164—165頁。
48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見《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十二卷，第434—435頁。
49 《新書撮要·漢代學術史略》，見《圖書瞻望》1935年第1期。
50 崔適：《史記探源》，第3—4頁。
51 顧頡剛：《中國上古史講義》，見《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三卷，第36—37，274甜心花園頁。
52 顧頡剛：《第二學期講義序目》，見《古史辨》第五冊，第149頁。
53 參見顧頡剛：《秦漢的儒生與術士》，見《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二卷，第469頁
54 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見《古史辨》第五冊，第320頁。
55 顧頡剛：《第二學期講義序目》，見《古史辨》第五冊，第147頁。
56 顧頡剛：《三皇考》，見《古史辨》第七冊，第301—304頁。
57 孫子高：《書評·三皇考》，《圖書季刊》第3卷第1、2期合刊，1936年3月。
58 崔適：《年齡復始》，見《平易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六輯第三十七冊，第1071—1072頁。
59 顧頡剛：《三皇考》，見《古史辨》第七冊，第3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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